生物质供热是替代农村部分散烧煤的优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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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背景下，当地的材料和利用生物质供热是替代农村部分散烧煤的优选

此前，能源局正式下发《关于开展“百个城镇”生物质热电联产县域清洁供热示范项目建设的通知》，推广生物质热电联产。近期发布的《能源局关于做好2018-2019年采暖季清洁供暖工作的通知》提出，积极扩大可再生能源供热规模，根据各地生物质资源条件，支持发展生物质热电联产或生物质锅炉供热，以及分散式生物质成型燃料供热。

“煤-生物质”热电联产或生物质加热有许多优点。生物质直燃气化热电联产项目可解决县城和百万平方米中小城镇的集中供热问题。特别是在我国县城和城区，废弃的农林生物质可以“变废为宝，就地利用”，不仅促进了分布式清洁供热的生产和消费，也为我国县城“减煤清洁供热”提供了可行的发展路径，发展空间巨大。

资源孵化潜力

河北省作为代表，能够成为全国首批开展大规模生物质发电示范工程的重点地区，是因为其农林生物质资源丰富：素有“冀中棉海”之称的邢台，是棉花集中种植区，棉花秸秆资源丰富；河北承德平泉县是中国北方最大的食用菌生产基地。每年都有大量的食用菌种植残渣“菌袋”可以作为生物质热电厂的燃料得到环保处理。文县是“盘子之乡”。每年都有大量的板渣可以作为生物质热电转换的原料。

京津冀地区将是生物质供热最具潜力的地区之一，河北省、山东省、天津市、河南省、内蒙古和华东地区都是生物质热电联产和纯生物质供热的优势发展地区。其中，山东滨州阳信县已完成多层次、多模式的大型原料收集、储存加工、大型生物质热电联产、分布式生物质集中供热和户用分散式生物质供热炊事试点示范。目前，河北、山东等地生物质供热发展迅速。未来两年，内蒙古、东北及周边生物质资源丰富的地区将陆续开发生物质供热项目。

从经济角度看，生物质供热比煤和天然气具有最好的灵活性、更好的稳定性和可控性，供热成本高于煤，低于天然气。根据生物质供热技术的不同路线，供热成本介于煤和天然气之间，略高于煤供热，但远低于天然气。

然而，虽然“煤改生物质”更加经济可行，但生物质供热并没有被纳入我国“减煤清洁供热”的范畴，这是当前产业发展的最大障碍之一。

“煤改电、气改气”的推进有相关政策支持，有环保、发改等部门强力推动，而“煤改生活”却处于“靠边站”的尴尬境地。

在“煤改电改气”面临无法改变、无法使用、无法补充的困境下，生物质热电和生物质供热应被列为重中之重。一方面，生物质供热发电属于可再生能源；另一方面是“变废为宝，化害为利”。在农业和农村地区，如果生物质废弃物不能用于环保，将带来焚烧污染、腐烂温室气体排放等危害。“可再生”要优先发展，“化害为利者”要给予最大支持。

被抑制的发展

在生物质热电项目的发展过程中，政府支持力度不够或严重拖欠应得支持的问题显而易见。

针对生物质供热发电在生产清洁热电的同时可以“变废为宝、化害为利”的过程，通过给予生物质热电厂高于燃煤电价的优惠固定上网电价(0.75元/千瓦时)予以支持。随着农村劳动力成本的逐年增加和环保要求的提高，电价勉强维持了项目的健康发展。

目前，生物质热电项目面临着配套环节多、难度大、周期长、拖欠货款严重等人为困难。因此，建议取消生物火电项目“补贴目录制”，实行“优先发展、固定电价、全额支付、及时支付”，杜绝可再生能源发展和农村环保健康发展的人为障碍。

关于生物质供热和生物质热电联产的发展思路和产业政策，有一种声音认为，所有生物质发电项目都应该改为“热电联产”，否则不予支持。这是一种“一刀切”的短视做法，对产业发展极为不利。

事实上，我国14年前批准的生物质发电示范工程已经明确了供热的要求。但是我们的实际工业发展非常不成熟。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提出，有条件的地方要积极发展生物质热电联产，鼓励暂时不具备热电联产条件的简单发电项目，储备供热。

在随后几年的实践中发现，它将很快推动区域工业园区供热和民用供热的发展。因此，生物质发电的备用供热是一种

生物质热电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关于生物质热电的金融支持政策不足。除了少数央企国企投资这类项目不缺资金支持外，大部分地方企业和民营企业面临“融资难”的通病。要求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但是在具体支持措施、具体落实方面，还有较大的差距。

解决生物质热电及供热的诸多问题，需要从几个方面入手：

首先要保证生物质热电和纯生物质供热列入和地方清洁供热规划，至少应该享受不低于“煤改气改电”的支持政策。“宜电则电、宜煤则煤、宜气则气、宜油则油”的同时同样要“宜生则生”，而且在农业农村结合区域的县域地区，生物质能应该放在首位，优先支持发展;

其次，落实支持政策，避免拖欠或者不到位;

此外，生物质能源具有多路线、多主体、多重意义的独有特点，要有前瞻性、发展性的眼光和胸怀发展生物质能源，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发展的客观要求采用正确的、适合的、可行的产业发展路径;

同时做好金融和资本支持工作，积极贯彻关于涉农及中小型企业发展的鼓励政策，建议应该明确国资和民资金融支持比例任务，补上“可再生能源金融、绿色金融、涉农金融”等的历史欠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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